中共“红色特工”潘汉年
文丨丘濂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的最高安全机构——中央特科的首脑顾顺章不幸落网，随后发生叛变。
顾顺章不仅掌握了党的众多核心机密，更熟知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所详址。
原中央特科需全面改组。
后排左三为顾顺章
五月，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崭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成立，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位同志被委以重任，直接负责其运作。
潘汉年执掌二科，即情报科的重任，专司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及执行反间谍任务。
因此，潘汉年踏上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情报工作之路。
六载光阴，潘汉年已扎根上海。在这漫长的六年里，他由初出茅庐的创造社成员蜕变为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员，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鉴于职业所需，他总是身着笔挺的西装，举止优雅，颇具风度，因而获得了“小开”这一昵称（上海话中，意指富家子弟）。
深厚的社交经验和广泛的人脉网络构筑了他情报工作的坚实基石。以杨度为例，他曾是袁世凯的智囊，继而担任杜月笙的高级幕僚，成为了潘汉年情报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杨度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系由潘汉年引荐，并经周恩来首肯。此秘密身份直至周恩来离世，方才对外公开。
青年杨度
潘汉年巧妙地将党的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融为一体。
资深同盟会员，昔日北洋政府国会代表王绍鏊，辛亥革命后执掌鄂军水陆军务的胡鄂公，以及工商界翘楚章乃器的胞弟章秋阳……这批人物均经潘汉年的悉心培养，成为我党不可或缺的情报搜集精英。
即便是一些看似平凡的邮电局投递员、大商场柜台上的售货员，亦构成了潘汉年情报网络不可或缺的一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通过潘汉年所建立的情报网络，汇聚了众多关键的战略情报：
当前暗潮汹涌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中，美、英等国家不惜牺牲我国利益，企图借此与日本达成私下的交易。
德国对苏联的攻势迫在眉睫——阎宝航率先传递了情报，紧接着，潘汉年的消息亦接踵而至。
随着苏德战事拉开序幕，日本选择的战略进攻方向为南进而非北进。
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则由左而右分别是：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1939年五月，潘汉年抵达香港，开启了新的征程。同年十月，他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一职，不久后便重返上海。
他常在香港与上海间往返。
他的职责之一，便是在敌后区域铺设一条隐秘的交通网络。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香港沦为日军铁蹄之下。自1942年年初至五月，潘汉年等同志严密部署，成功从日军严密封锁之中，疏散并撤离了八百余名各界人士。这些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党的干部。此外，他们还安全地将众多国际友人护送至内地或海外，并协助两千余名热血青年回国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1943年，在情报人员关露的精心安排下，潘汉年得以与汪伪特工总部的主事者李士群会面。（点击了解：红色女特工关露传奇）
同年，应李士群之邀，他再次与汪精卫进行了会面。
在此次与汪精卫的会晤中，潘汉年并未向其上级进行汇报，原因在于当时淮南根据地正处整风运动的巅峰期，杨帆等负责敌工工作的干部正遭受审查，他深怕自身亦被波及。
此事，竟演变成日后葬送潘汉年政治生涯的隐患。
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及副市长潘汉年，一同深入市内进行实地考察。
1955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秘密逮捕。
他的内奸罪包括三条，除了和汪精卫会面之外，还有1936年投降国民党，以及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与会审案人员均深感案情错综复杂，疑点重重。在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进行汇报之际，谢觉哉先生表示：
“潘汉年案件错综复杂……至于对潘汉年的处置，由党中央作出决定。毛主席早已明确表示，不应判处死刑。既然人命得以保全，那么是非功过，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水落石出。”
潘汉年
1906-1977
1977年，潘汉年于湖南劳改农场去世。
墓碑上镌刻着“肖淑安之墓”的字样，那是他在投身地下斗争时所使用的化名。
“潘汉年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始终坚定地履行党的使命，屡次圆满完成党组织交付的各项任务。他在党的文化事业、统一战线工作中贡献卓著，尤其是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功勋卓著。”
潘汉年晚年岁月
文丨张云
《潘汉年传》张云著）
摘要：
一位身负党和政府重任的高级干部，一位辅佐陈毅市长治理我国人口超过五百万的首都城市的主政者，一位深受民众爱戴与崇敬的公仆，一位四个月前主持了象征着中苏两国深厚友谊的大厦落成典礼的上海市副市长，竟突然沦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潘汉年究竟如何在何种情况下被捕？他遭囚禁于何处？他所谓的“罪证”具体是什么？此案件波及了多少人？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以及他个人的最终命运又是如何？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
1955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彼时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隆重开幕》的报道。
15日上午9时，一场盛大的开幕式典礼在中苏友好大厦这座新建筑中央大厅前广场上庄严拉开帷幕。潘汉年先生亲临现场，发表致辞并亲自主持了剪彩仪式。
在同一版面的映衬下，潘汉年的剪彩瞬间被永久定格，定格成了那一张珍贵的照片。
他俯首垂目，左手紧握着绚丽的彩球，右手持剪，正进行着剪彩仪式。两侧，两位佩戴红领巾的男女少先队员肃立两旁；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范子久等中外贵宾，以及上海地区的党政军各界领导，均环绕在潘汉年周围，目光齐聚于他庄重剪彩的瞬间。
在同一页面上，亦发表了潘汉年的发言摘要。
20世纪50年代的开端，陈毅（位于右三）、陈丕显（位于左二）、潘汉年（位于右一）、王尧山（位于右二）等上海市的领导人物，特地探访了老渔阳里2号——这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亦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1955年7月17日，夕阳西下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此次第十九次会议中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在报告的倒数第二章节中，彭真同志公布了与潘汉年相关的重大信息。
“鉴于潘汉年、胡风二人涉嫌从事反革命活动，已有充分证据确凿。在常务委员会第九次及第十六次会议上，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申请，依据宪法第三十七条的明确规定，已相继作出批准逮捕并审判他们的决定。”
翌日，7月18日，我国各大主流报纸，无一例外地于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彭真的报告，并均附以各自的社论或简短评论，普遍表达了坚定的支持立场。
一位在党和政府中身负重任的高级领导，一位辅佐陈毅市长，治理着拥有五百万人口的我国首善之区的掌舵人，一位深受民众敬爱与崇敬的公仆，一位四个月前主持了那座象征中苏两国深厚友谊的大厦竣工典礼的上海市副市长，竟然被定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两则消息，真可谓是天差地别！
潘汉年被捕的经过是怎样的？他在何处被囚禁？他所谓的“罪证”有哪些？这一案件牵涉了多少人？他的配偶董慧的遭遇以及他自己的结局又是如何？
神秘的“失踪”
1955年3月15日的夜晚，潘汉年莅临了尤金大使所举办的盛大酒会。在致辞完毕，他简短地举杯祝酒，随后便急匆匆地步出宴会厅，与董慧握手道别，随即踏上了北行的列车。此行，他是为了参加自3月21日至31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潘汉年与陈毅等合影
在此次代表会议上，上海市委选派的代表阵容中，除了潘汉年之外，还包括了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等六位同志。陈毅同志担任上海代表团的团长。依照会议的统一部署，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们入住于北京饭店。
潘汉年入住的正是六年前他赴任途中，在北京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的同一间房间——位于三楼的三零三号室。
本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立的核心议程共计三项：
一、针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个五年计划及其相关报告进行讨论；二、审议关于高岗、饶漱石所组成的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研究并作出关于设立党的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在会议进入第二项议程之际，邓小平率先发表报告，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数位代表相继在会议中发声，对个人立场作出明确表态，并对与高、饶两位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自我反省，同时坦陈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此表示了高度认可，并郑重呼吁，所有与高、饶问题存在关联，或虽无直接牵连但历史上存在问题尚未向中央汇报的高级干部，均应积极向中央如实说明情况。
毛泽东指出，对于会中未及详述或有意留待会后阐述的内容，均可另行成文，中央对此持积极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令潘汉年陷入了深度的沉思。
自右而左：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前排蹲坐者）、项英，1938年于延安
会议所发布的涉及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庇护及掩护反革命分子”的相关文件，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被捕，杨帆亦在同年12月31日被送至北京接受隔离审查等事件，促使潘汉年深刻认识到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与自身紧密相连。
鉴于他身为上海市公安、政法领域的实际掌舵者，且是杨帆的直接上司，尽管最终的决定权在饶漱石手中，但若潘汉年未予同意，胡均鹤便无法获得所谓的“重用”。
何况，他内心深藏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即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挟持下，他在南京与汪精卫的会面。由于诸多原因，此事始终未能向中央作出详尽的说明。
胡均鹤已被依法逮捕，饶漱石、杨帆的相关问题亦告基本尘埃落定。中央政府再次郑重强调，要求每一位高级干部详尽陈述个人历史，并承诺对此持开放接纳之态度。
至此，潘汉年深感再也无法、也不应将这心头的隐痛继续深埋心底。
他毅然决然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主动向中央坦白自己的问题，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力求彻底卸下思想上的重负。
潘汉年在上海迎外宾
3月31日傍晚，潘汉年心怀重重忧虑，轻轻敲响了夏衍的房门。面对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搭档”，他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涩与困扰。
“胸中藏有一桩未向组织详述之事，若不倾诉，夜幕降临，我便难觅安眠之所。”
夏衍深知此事定然非同小可，然而潘汉年并未明言，而夏衍当时亦不便深究，于是他诚恳地向潘汉年表达道：
“你应立即向陈老总（即陈毅）说明情况。”
在坚定的意志与夏衍的激励下，潘汉年于4月1日与陈毅进行了深入面谈，详尽地述说了自己十二年前，在李士群和胡均鹤的挟持之下，被迫前往拜见汪精卫的经历，并对自身长时间未向组织汇报的疏忽进行了深刻反省。
随即，将本人所撰写的报告呈交陈毅，恳请其转达中央。
陈毅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当即承诺定当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并在安慰他之余，勉励他保持镇定，坚信组织的公正与中央的英明。
翌日，4月2日，陈毅亲赴中南海，径直向毛泽东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将潘汉年所提供的文件一并呈交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道：“此人今后不得再予信任。”紧接着，便迅速作出决定，即刻对潘汉年进行逮捕并展开审查。此任务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指挥，组织精干力量执行。
罗瑞卿
同日，罗瑞卿受毛泽东之托，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并获批准。在这天，知名的剧作家与电影导演吴祖光及其夫人新凤霞，莅临北京饭店，专程探望潘汉年与夏衍。
黄昏时分，吴祖光盛情邀请潘汉年、夏衍共赴东单新开路的一家新开张的康乐小饭馆，共进晚餐。随行的还有夏衍的爱女沈宁及其女秘书李子云。
吴祖光回忆起那日，潘汉年依旧保持着往日的整洁着装，理发的清爽更是让他显得格外精神。然而，吴祖光察觉到他的心情似乎并不像往常那般愉悦，一种淡淡的忧郁笼罩着他。整个晚餐期间，他鲜少开口交谈，而用餐结束后，更是他率先提议返回饭店休息。
潘汉年回到北京饭店303室。
夜幕降临，大约8点钟光景，潘汉年正准备安歇，忽闻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对方告知楼下的客厅中有人正在等候他，恳请他即刻下楼一探究竟。
因毫无预料，潘汉年身着拖鞋，急忙走下楼去。
寻觅其踪的，正是我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潘汉年踏入客厅之际，罗瑞卿即刻向他宣告了对他的逮捕与审查决定。
随后，几名便衣警察的陪同下，众人步出北京饭店的正门，登上了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轿车。转瞬间，轿车便融入了夜色之中，不见踪影。
鉴于此事的极端机密性，潘汉年的亲信以及他在京城的友人对此一无所知。当发现潘汉年不见了踪影，他们陷入了焦虑：潘汉年究竟去了何方？是意外失踪，还是因紧急公务暂时外出？
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最为焦虑。当晚，他观看京剧归来，已过午夜，却发现潘汉年并未在房内。作为警卫，面对首长的失踪，他怎能不感到心急如焚？
他立刻前往陈丕显、夏衍处询问，却均被告知未曾见过此人。
李子云，夏衍的得力秘书，回忆道：“那似乎是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找他，随后他便匆匆下楼应召。”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筹备出席万隆会议。潘汉年本就身份神秘，行踪不定，周恩来总理临时赋予他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即刻前往一处不宜公开的地点。这样的猜测，自然也显得合情合理。
然而，鉴于尚无确凿证据揭示潘汉年真实行踪，无论是相其珍还是夏衍，心中总是难以释怀。
翌日清晨，夏衍即刻拨通了吴祖光的宅邸电话，就昨晚潘汉年的行踪进行探询。吴祖光告知，潘汉年整夜未归，去向不明。
吴祖光固然一无所知，然而他分明目睹了潘汉年乘坐汽车返回北京饭店的情形。
夏衍
1900-95
正当夏衍、相其珍等四处探寻潘汉年的下落之际，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匆匆赶到，对他们说道：
“各位不必心急，潘汉年因有急务须得离京，故未及与各位相见。至于他究竟去向何方，我亦一无所知。”
为避免泄露风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径直将潘汉年已被拘捕的消息告知夏衍，并郑重叮嘱他务必严格保守秘密。
在潘汉年被捕之际，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于北京召开。
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召开会议之际，郑重宣布潘汉年同志被捕的消息。面对与会代表，他严肃地表示：
潘汉年长期投身于革命事业，与众多在上海的人大代表相识或保持着不时的联系，因此请各位无需忧虑。
潘汉年因涉及内奸疑云而被捕，此事件发生于1943年。在此之前，他已肩负党中央赋予的诸多使命，未曾显露任何背叛党的迹象。
显然，陈毅的言辞中留有相当的空间，他对潘汉年被指控为“内奸”一事抱有疑虑，并期望与潘汉年有过往的各位代表能够持有一种恰当的态度。
依据宪法规定，对人大代表实施逮捕，必须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的正式批准。因此，在4月7日举行的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会议再次提出并请求大会批准，将潘汉年的逮捕事宜纳入议程之中。尽管潘汉年早在四天前便已被捕。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仅限于少数人知情，对外界则严格封锁，严禁泄露。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落幕之际，市委书记柯庆施于上海代表团返程的火车上紧急召集与会代表及工作人员举行会议。会上，他明确了统一的对外口径：各位返沪后，若有人提及潘汉年，只需告知其已出国，无需透露其他信息。
然而，鉴于其珍异之处，原因在于向他询问潘汉年下落的人众多，他却作为警卫人员对首长的行踪一无所知，这不但显得异常，更易激发旁人更深的疑虑。因此，不久后，他遭到了“隔离”处理，直至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正式公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相其珍方才得以返回上海。
功德林、秦城、团河农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的那一日，一辆押送的小车将他送至北京安定门外，那座高耸的院墙深锁之地。此地，便是20世纪50年代隶属于公安部的知名监狱——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之所以声名远扬，乃是因为其中关押的“人犯”众多，其中不乏声名显赫之辈。
50年代，监狱犯人分两大类。
一类系国民党战犯，涵盖被俘的军方、政界、警界及特务机构的各级要员。
另一类则是那些因“内部清洗”而被剔除的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诸如饶漱石、潘汉年、杨帆、胡风等，他们的足迹亦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潘汉年自1960年3月起，在功德林度过了近五个春秋，这一时期几乎占据了他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时间的六成，然而，尚不足他整个“犯人”生涯的四分之一。
1960年三月，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的新型监狱——坐落于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正式竣工，潘汉年随即被转移至该监狱服刑。
在秦城，潘汉年的生活条件相较于功德林而言有所改善，而在其他诸多方面，则与功德林在后期所经历的相仿。
1963年二月，历经两个秋冬的秦城囚居，潘汉年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公告。
事态的发展大体如此：在1962年，我国政治环境因政策调整而呈现出新的气象之际，毛泽东于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度将潘汉年的名字公之于众。
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论十大关系》报告时，针对清查反革命活动应“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特别提到了潘汉年，他明确指出：
“哪些人不可杀？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即便是被俘的战犯如宣统皇帝、康泽，也不应处决。他们虽非无罪，但若杀之，反而不利。”
潘汉年，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曾暗中向国民党投降，属于CC派成员。目前，他正被囚禁于监狱之中。然而，我们并未对他采取极端措施。
诸如潘汉年之辈，若一旦开杀戒，则此类人物亦难逃一死。
CC派的特务，其命运介于生死之间，非杀即留。
随即，公安部将潘汉年案件的处理纳入了会议议程，重新启动了对该案的梳理与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处理潘案的具体意见，随后上报至中央。
该处理意见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髓，既严肃指出了潘汉年罪行的严重性，亦明确提出了从宽处理、免予处决的依据。尤为突出的是，其问题被定性为历史遗留问题，且系其本人主动坦白，展现出良好的认罪态度。此外，在关押期间，其表现亦堪称优秀，诸多方面均值得肯定。
潘汉年系潜伏于党内已久的隐蔽间谍，其罪行之重，堪比死罪。鉴于问题系内部发现，故对其从宽处理。
次年一月九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公开审判，随即向潘汉年宣读了终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终身剥夺政治权利。
不久，秉持宽大处理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了《执行书》与《刑事裁定书》，明确指出了潘汉年的刑期以及获释的确切日期；鉴于潘汉年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认罪伏法，且其服刑时间已超过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决定对其予以假释，并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作为“刑释管制人员”，步出了秦城监狱的大门。
根据公安部的统筹安排，我随后被转移至位于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该农场隶属于公安部的劳改农场体系。
在这片农场为他预备的一间简陋的小楼中，潘汉年终于与日夜思念的爱妻——董慧，重逢于眼前。
潘汉年与董慧
在潘汉年被捕的第46天，即5月19日，董慧亦遭到了逮捕，并一同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然而，狱方刻意将他们进行了严格的隔离，以致彼此音讯全无。正是这种隔绝，让潘汉年不禁发出了“千里相思知何处”的深情感叹。
自潘汉年被转移至秦城监狱，1962年6月，董慧亦因“参与潘汉年间谍活动”的罪名，受到了相应的结案处理。她被给予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并被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内。至此，两人方才得知彼此的行踪。
随着潘汉年踏出秦城的门槛，转至团河农场，董慧亦紧随其后，来到了他的身旁。
尽管在团河农场，潘汉年依旧戴着“反革命”的罪名标签，身处假释之身，然而，他的生活环境已显著改善。
每月拥有200元的生活津贴，拥有一片自由自在的休闲空间，尤其令人愉悦的是，夫妇俩得以相伴而谈，于自家的庭院中栽植花草、播种树木，更可至邻近的河畔垂钓，甚至得以获准入城探访亲友。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全体人员给予了关照，更亲临现场，与另外两位副部长一同前往团河农场探望潘汉年，并在农场内设宴款待了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潘汉年。
徐子荣嘱托潘汉年整理若干回忆性资料，同时指示公安部旗下的群众出版社出版机构为潘汉年的写作活动提供所需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的生活颇为满意，他们的情绪亦保持稳定。对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他们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满意与感激。
得益于便捷的交通和相对较短的距离，潘汉年夫妇亦曾踏入北京城内游览。1965年，他们于故宫门前合影，定格了他们之间最后的一张宝贵双人影像。
“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
潘汉年及其夫人再次被囚禁，此际他们已在团河农场度过了几乎四年的宁静生活，而这一切恰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短短一年之前。
原本，潘汉年案件业已结案。历经8年的预审阶段，不仅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而且执法机关亦遵循了那个时代法律程序的各项规定。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中央文革小组遵照林彪、江青的意旨，又将潘汉年案件重新提上议程。
他们的初衷并非意图对潘汉年先生的“历史污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因循当时的流行语，潘汉年已被视为“死老虎”。然而，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借助“死老虎”的形象，为打击“活老虎”寻觅所谓的“罪证”。
紧接着，一场更为严峻的灾难再次降临在潘汉年与董慧的身上。
1967年三月，中央文革小组派遣人员对原潘汉年专案组的相关人员展开调查，旨在搜集潘汉年案中主要责任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涉嫌“包庇”潘汉年的相关“罪行”证据。
与此同时，公安部负责人亦收到一份书面指令：“恳请谢富治同志即刻将杨帆、饶漱石、潘汉年三位同志予以逮捕。”
这份命令源自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笔下。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一同被从团河农场转移至“小温泉”，即秦城监狱。
岁至花甲之年的潘汉年，现年61岁，而董慧则正处于不惑之年的门槛，49岁。若以五十岁为分水岭来界定中年与老年，潘汉年已然迈入了老年行列；董慧亦在悄然告别她的中年时光。
这对历经磨难的中老年夫妇，再次被无情地拆散。
潘汉年再度身陷囹圄，恰逢“四害”肆虐、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特定政治氛围之中。
受江青直接领导的全新专案组，秉持“最最革命”的立场，对潘汉年实施了“最最革命”的举措。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水平降至极致，更对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审讯和残酷折磨，使得潘汉年承受了雪上加霜的磨难。病魔随之降临，击垮了他的身体。
1967年秋季，潘汉年经医生细致检查，发现其肝脏出现异常肿大。经过复兴医院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亦称肿瘤医院）的门诊诊断，并借助同位素扫描技术，初步诊断结果为肝癌。
依照常规，对于身患“绝症”的老年“犯人”，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我们理应竭尽全力进行治疗，以确保其能够康复。
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在接到监狱方面关于潘汉年健康状况的汇报后，立即向谢富治请示。令人意外的是，他竟提出建议，要求专案组加快审讯进度，并为潘汉年提供额外的营养，以期延长其寿命，从而有助于彻底查明“潘犯”的问题，并挖掘出更多潘所掌握的情报。
这份洋溢着“革命精神”的请示报告，随后历经谢富治、戚本禹等人的审阅与批示，最终由江青定夺并予以认可。
专案小组对于江青的“指示”，果然是毫不含糊，一丝不苟地予以执行。
在1968年的10月至12月间，潘汉年遭受了高达40余次的突击审讯。
在短短一个月后，即在38天的时间里，潘汉年历经了40余次审讯的折磨。
审讯后还需速写材料。
鉴于彼时四处都在搜寻“叛徒”与“特务”，潘汉年身为关键人物，不得不屡次接待纷至沓来的外调人员，并紧急撰写大量外调资料。
如此，历经近三年的“极端革命性”审查以及广泛的内部调查和外部侦查，尽管未发现任何新增材料，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关于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补充报告”以及“量刑建议报告”，提议将潘汉年永久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
专案组将相关报告提交至江青手中，江青随后将其转呈给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人，并得到了他们的审阅与赞同。
然而，实际执行该刑事意见报告的时间，则是在1975年3月之后方才展开。
随着“文化大革命”步入尾声，呼吁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声浪日渐高涨。鉴于此，中央迅速加快了专案处理的进度，并作出统一安排，将众多重要犯人分散安置至全国各地。
即便是对潘汉年，亦无例外。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件专案组在经过上级批准后，决定维持此前1970年7月所判决的刑期。随后，专案组与湖南省、公安部以及秦城监狱协同，共同派遣人员将潘汉年押送至湖南省公安厅下属的第三劳改单位——位于茶陵县的洣江茶场。
在即将启程之际，潘汉年得知，董慧也将一同前往洣江。
在洣江畔，两位老人的重逢，如同久旱逢甘霖，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慰藉，仿佛唤醒了他们对生活的新渴望。这对历经风雨的伴侣，自此携手同行，相濡以沫，共度了他们晚年的岁月。
最后的岁月
洣江茶场深处，坐落着一座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位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这便是潘汉年与董慧夫妇共同度过余生之所。
于此地，他们找到了一个安顿身心的栖息之所，一个远胜于秦城监狱的环境与条件。对于生活，潘汉年夫妇早已不再抱有奢望，却依然悠然自得地度过了每一天。
潘汉年原本就患有肝脏功能方面的疾病，尽管后续检查排除了癌症的可能，然而由于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他的身体状况始终不容乐观。
抵达茶场后，他独自料理生活起居。每日，他都会坚持练习太极拳，并前往场部邮局领取报纸，同时参与一些轻便的家务工作。他会去商店购置油盐酱醋、肥皂毛巾等生活用品，偶尔还会去木工房选购碎木块作为引火材料。更有甚者，他甚至会亲自动手，将泥土与煤炭搅拌，制作成藕煤。
董慧身体比潘汉年更差。
初涉茶场之际，董慧体弱多病，语音微弱，精神状态亦欠佳。加之腿部的残疾使得行动颇为不便，高血压的症状亦日益加剧。
为了关怀他们，茶场的领导特意安排了王芝兰这位职工家属，她每天都会细心照料董慧的起居生活。潘汉年先生离世之后，王芝兰便毅然决然地搬至董慧的住处，与她同住，直至董慧最终离世。
潘汉年夫妇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与治疗，董慧的身心状况逐渐得到改善，她的话语中恢复了往日的活力，精神状态亦趋于稳定。
此后，她的弟弟特意从香港为她寄来了一把轮椅。在潘汉年的搀扶下，她常在营地附近漫步，偶尔也会去电影院欣赏一番。
对此，董慧幽默地调侃道：“他的劳改使命，不过就是来照顾我罢了！”
1976年寒冬，潘汉年的肝病急剧恶化，与此同时，他还遭受了类风湿症的困扰，导致手脚麻木，浮肿难当，生活自理的能力也随之逐渐下降。
他最初被安置于茶场医院接受治疗，然而，鉴于该院护理水平不足，设施条件也相对简陋，潘汉年的健康状况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
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病情危重，已卧床不起。在湖南省公安厅的申请下，经省委批准，潘汉年变更了姓名，并随即被转移至长沙接受治疗。
在那个日子的尾声，他被紧急送往救护车，在离别之际，他声音洪亮地对董慧承诺：“我必归来，请务必安心！”
抵达长沙后，在湖南省公安厅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同志被安置于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即昔日湘雅医院），入住14病房110号床位。在其住院登记簿上，所使用的名字为“萧叔安”。
潘汉年住院，持续喊肝痛。
经过检查确认，患者被诊断为“多发性肝肿大”，此外，还揭示了其同时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以及肺部感染等一系列疾病。
尽管医院已采取一切必要治疗手段，包括输血和冻干血浆的紧急救治，然而一切努力终究已是徒劳。
4月14日的午后，董慧抵达病房，专程前来探望潘汉年。
两人见面后泪流满面，情绪高涨。
董慧轻声安慰潘汉年：“请安心静养，保持信心，务必保持平静。”
董慧在门口再次重复了那些话。
当日晚7时45分，潘汉年突发心脏骤停，与世长辞，享年71载。
董慧匆匆从长沙的招待所赶到医院，只为向潘汉年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与此同时，医院的管理层与医护人员已将潘汉年的病情及救治过程详尽地告知了董慧。
为了探究病因，在董慧的同意下，我们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了解剖。检查结果显示，潘汉年的腹腔及胃部充斥着瘀血，肝脏状况更是糟糕，已烂得如同豆腐渣。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市火葬场完成了火化仪式，其骨灰随后被安放于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墓地，位于西侧半山腰的位置。
萧叔安墓 77——652
1977年4月14日去世
妻董慧立
董慧为潘汉年树立了纪念碑，带着对丈夫无尽的思念，她重返了洣江茶场。
随着“四人帮”覆灭的喜悦尚未消散，潘汉年的离世却将这份欢愉瞬间带走。董慧的孤独感愈发浓重，极度的悲伤笼罩着她，使她的精神更加忧郁。她时常独自一人低声呢喃：“他必会归来，他必会归来！”
每逢月底收到生活费，她总会预留一部分，轻声说道：“得留些给老潘，他生活艰辛，从不懂得照顾自己。”
1978年五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及其夫人特地从香港远道而来，前往湖南探望姐姐。在湖南宾馆共度的五日里，董锡权夫妇多次传达了海外亲友，尤其是兄弟姐妹们共同的心愿：
“我们热切欢迎大姐返回香港家中接受治疗。无论是日常饮食、生活照料，还是医疗技术、用药选择，以及护理条件，均将有助于大姐身体健康的显著改善。”
董锡权诚挚地劝慰道：“人活一世，兄弟姐妹情谊深厚，我们理应承担起作为亲人的责任。大姐，请您随我们一起同行吧！”
关于老潘的事情尚未查明，我无法离开！我也无法忍受将他含冤负屈的骨灰孤身带往远方。”
董锡权深知大姐性格的坚毅与刚强，对她独立的选择亦深感敬意，除了共情落泪，他们还能有何劝慰之词？
董慧未远行，随潘汉年而去。
1979年2月24日凌晨3时55分，距潘汉年离世尚不足两年，而董锡权夫妇亦已告别我们不足一年，董慧女士不幸因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在洣江茶场医院蒙冤离世，享年61岁。
茶场党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并将她的骨灰安放于茶场公墓之中。
潘汉年与董慧相继离世，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在经过中央的批准后，由组织统一负责进行了妥善处理。
依照他们生前的志愿，部分遗物被捐赠至湖南省剧团以作道具之用，另一部分则赠予茶场员工，剩余部分则交付给了潘汉年的兄弟姐妹及其侄甥。
至于潘汉年在“覆盆”时期创作的20余首诗词手稿，以及他随身携带的几件私人物品，包括手表、钢笔和印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董慧所说的“关乎潘汉年命运”的那套《鲁迅全集》，这些珍贵藏品现均妥善保存在上海档案馆中。
《鲁迅全集》珍藏在精心打造的木箱之中，箱盖之上，镌刻着“鲁迅全集”四个大字，其字体乃依照蔡元培先生的手迹精心雕刻而成。
历史终将公正。
纵然历史有时可能颠倒是非，然而终将得以拨乱反正；纵然历史道路崎岖，但终究彰显着公正的力量。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该《通知》彻底否定了此前强加于潘汉年同志身上的所有诬陷与不实指控，一并推翻了那些毫无根据的“罪名”。
此刻，自潘汉年“沉冤得雪”至今已历时二十七年四个月又二十天，而自他离世至今亦已五载四个月零九天。
那些强加于潘汉年的种种不实指控，以及这些毫无根据的“罪名”，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追溯至1955年，那是一个重要的时点。具体而言，在同年4月3日，公安部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主要罗列了他的两大“罪行”。
首先，他在抗战期间涉嫌与汪精卫暗中勾结，且长期对此事实秘而不宣，对党组织进行欺骗。
二是指出，他在饶漱石、扬帆涉嫌“庇护并保护特务及反革命分子”一事上，承担着直接的责任。
至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针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对其确立了三项“罪名”：
一方面，有观点指出，他在1936年参与国共谈判时，向国民党妥协，沦为该党特务，隐匿于中共内部，从事着叛徒般的勾当。
二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暗中投靠了日本特务机构，沦为日本特务，并与汉奸汪精卫勾结在一起。
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提供情报给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引起1950年“二·六”轰炸。
故被定性为“内奸”、“特务”、“反革命”之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未发现任何新增材料，面对这三顶帽子，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大”字。
在1936年国共谈判期间，针对“投降国民党”议题，《通知》明确指出，自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联名发布《八一宣言》以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遣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我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展开了多次交流。期间，时任莫斯科的潘汉年同志受命参与了这些会谈。
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出决定，派遣他返回国内，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陈立夫就国共合作的相关事宜展开洽谈。
1936年四月，潘汉年踏上归途，自莫斯科启程回国。与国民党代表取得联系后，他迅速秘密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促进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提出的建议，并详细阐述了与国民党当局建立联系的进展情况。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派遣他担任国共谈判的正式代表，肩负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函，前往南京展开谈判，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频繁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代表保持沟通，商讨国共谈判的相关事宜。他依据中共《八一宣言》及其他相关通电的指导精神，向他们阐述了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立场与要求，同时也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些交流均属于常规的公务往来，并未涉及任何党的机密。
在整个谈判环节中，经中共中央关于谈判事宜往来文电档案的证实，他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党中央的谈判指导方针行事。
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先生功勋卓著，其贡献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亦无任何确切证据显示潘汉年曾与国民党勾结，或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因此，所谓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通知》针对抗战期间关于“投靠日本特务机构”及与汪精卫秘密会面等事宜，首先作出阐述：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至战事爆发后，党中央及其相关主管部门屡次向党在敌占区的地下斗争系统发出指示，明确要求派遣人员潜入敌伪组织，伺机展开工作。
潘汉年严格遵循上述指令，想方设法借助各类社会资源，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通知》明确指出，彼时潘汉年与汪特务机关及各界要员间的互动，系基于工作需求，相关情况均已及时向中央做了正式汇报；此外，中央主管部门亦曾专门选调干部予以协助。
他执行这些任务时，所使用的独特手段均获组织批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巧妙地派遣人员潜入敌方伪特务机构，为党组织搜集到了大量关键的战术情报，因而屡获中央的高度赞誉。
他凭借广泛的社会联系，成功掩护了一众潜入敌后工作的同志，以及与他保持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成员。
他巧妙地在敌占区设立了秘密的交通网络，这不仅确保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的地下联络始终畅通无阻，而且在环境愈发险恶的情况下，成功地将那些在上海难以藏身的地下党领导同志以及众多干部，安全撤离至根据地。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我党在香港秘密从事对敌斗争的众多同志以及秘密电台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潘汉年同志主动向中央请示，并获得了批准。他巧妙地运用自己独特的社会关系，派遣人员从上海前往香港，成功掩护了这些同志和电台的安全撤离，确保他们全部返回内地。
种种迹象均昭示，潘汉年并非“投向日本特务机构，成为其间谍”，反而卓越地履行了党赋予他的特殊任务。
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秘密会面”一事，《通知》依据复查所得材料证实，该事件发生在1943年，系在李士群的强制之下所发生。
位于上海静安区万航渡路435号的建筑，解放前被誉为极司菲尔路76号。此处曾是一座宏伟的宅邸，归属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1938年，该地被日本梅机关选中，成为特务组织的驻所。次年，它又转变为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所在地，正式名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当时，丁默邨担任主任一职，而李士群则是副主任。
《通知》指出：
一、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联系，展开策反工作，乃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所行。
二、1943年秋季，潘奉中央华中局之令，自淮南根据地出发，潜入敌占区，旨在探询李士群关于敌伪“清乡”计划的部署。然而，他突然遭到李士群的挟持，被迫前往南京与汪精卫会面。当时，形势已不允许他向组织进行请示。
三、在会晤之际，汪精卫意图攫取政治资本，急切效仿重庆国民党的做法，于南京召集各界要人，筹备成立一个参议会，并力邀共产党委派代表参与。潘则婉言谢绝，巧妙地化解了这一请求。自此，潘与汪精卫未曾再有任何会面，亦未察觉他们之间有任何进一步的交流。
四、自潘与汪精卫会面以来，我党在政治领域及组织架构上均未遭受任何损害。
五、潘汉年事后阐述，彼时他自敌占区返归华中局，继而抵达延安，恰逢党内深入开展整风审干运动。鉴于提及与汪精卫会面的细节可能导致其遭受严重怀疑而难以自辩，他因此未向党组织汇报此事，直至1955年4月初方才主动向组织进行了说明。
《通知》指出，尽管潘汉年的解释尚能让人理解，然而他长期未将晤见汪精卫等重大事件向组织汇报，此行为实属不当。
在阐述上海解放之际，“对胡均鹤等众多特务、反革命分子进行庇护”以及“向敌方提供情报，致使‘二六’轰炸事件发生”的争议，《通知》明确指出：
胡均鹤，于1932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一职。然而，不久后他不幸被捕，并最终叛变，沦为国民党及汪伪特务组织的爪牙。直至1941年，他与我方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并曾暗中保护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安全返回淮南根据地。
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胡某向我们请求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批准下，此事上报给了相关主管部门，随后胡某才得以被带到上海，参与肃反工作。
潘汉年无责。
随后，在饶漱石的批准之下，一批前特务骨干成员被委以重任，分别担任侦察、情报、审讯小组的组长以及联络员。与此同时，众多已登记自首的前国民党特务，亦被纳入公安局的工作体系之中。
陈毅和饶漱石
运用这些人于隐蔽战线上，正是党的一项既定方针，它在当时进行的反特和肃反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将胡均鹤等人安置于内部及关键岗位，混淆内外界限，实属不当。尽管如此，潘汉年对此并无直接责任，故而所谓的“潘汉年掩护胡均鹤等众多特务、反革命分子”的说法并不成立。
《通知》还指出：
关于潘汉年涉嫌“供给情报”导致“二六”轰炸的说法，实属毫无根据。
经查证，上海市公安局成功侦破的“军统”特务罗炳乾所潜伏的电台，曾向台湾输送了众多情报及轰炸目标。该电台与潘汉年并无任何关联。
何况彼时国民党军队撤退未久，对上海既有的工业格局，诸如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等关键地点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自无需额外提供情报。
因此，所谓的潘汉年因“向敌方提供情报引发‘二六’轰炸”的指控，实属毫无根据，理应予以驳斥。
《通知》在详尽剖析并精准甄别潘案的基础上，对潘汉年先生的生平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潘汉年同志数十载的革命生涯，鲜明地昭示了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及经受了长期考验的卓越共产党员。他政治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通知》进一步追溯了潘案爆发的历史根源与宝贵经验，明确指出：
潘汉年同志被错误地定性为“内奸”，其核心原因在于，当时他被捕的历史情境下，未能遵循不同性质矛盾需采用相应方法解决的原则，对敌对隐蔽斗争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导致混淆了是非与敌我的界限，进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
这一结果不仅让潘汉年同志长期承受着不公的冤屈，还波及到众多曾与他共事过的同志，导致他们也长期遭受了不白之冤。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务必永远铭记，引以为戒。
《通知》严肃宣布：
一、正式撤销对潘汉年同志的党内审查结论，同时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法律程序，推翻原审判决，为潘汉年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其党籍；同时，认可并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贡献，并公开为其恢复声誉。
二、对于因“潘案”而遭受不公待遇的同志，相关机关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彻底复查。若定性有误，应立即予以纠正，并平反其冤屈。同时，需妥善解决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以及生活困难等后续事宜，确保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刑事判决书》，正式宣判潘汉年无罪，并废止了1963年所做出的原判。
至此，我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潘汉年冤案（亦称“潘扬案件”），终于迎来了平反昭雪，实现了全面而深入的纠正。
潘汉年重返历史的长河，重回人民群众的怀抱。
自潘汉年同志得到平反之后，依据中央的明确规定，上海市迅速组建了专门的复查清理小组。根据各相关单位提交的资料，1955年因潘案牵连而遭逮捕的人数达830余人。此外，还有100多人受到了其他形式的处理。
在这900多人的队伍中，有170位干部在市级党政部门任职，其中中共党员的比例达到91人。
尽管未遭逮捕，但受到潘案波及，遭受不公对待的领导干部与知名人士，并未计入这900多人的名单之中。鉴于此，上海地区实际受到牵连的人数，预计在1000人以上。
在潘案的平反之后，其中绝大多数人终于获得了昭雪，历史的长河得以重新洗刷掉曾经的冤屈。曾被扭曲的历史，如今亦得以复位。
“春光洒满庆三中，刘瞿潘公冤案终得昭雪。‘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千古佳句，共感时光流转。”
与刘少奇、瞿秋白等先辈相似，潘汉年的平反昭雪，彰显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正确无误；同时，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派，勇于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这不仅是党的力量所在，更是党的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忠魂千古
“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洗清了历时二十七年的冤屈，此举振奋人心，激发了众人的共鸣与共情！”这无疑是一项顺应民望、党意的英明决策。
自潘案爆发以来，众多人士纷纷表达出对其的质疑之声，他们热切期盼能够对这一案件进行公正、客观的复审，为此不惜付出诸多努力，尽己所能。
自1955年潘汉年被捕之际，周恩来便即刻指示李克农牵头，组建一个专项小组，着手查阅解放前潘汉人与党中央往来的档案资料，以形成一份详尽的审查报告。
在李同志的带领下，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公安部第十二局局长狄飞，以及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等同志共同组建了一个专项小组，其中罗青长同志担任组长一职。
经过对1939年3月至1948年8月间潘汉年与党中央之间的电报往来及相关文件进行细致梳理，这些文件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进行编排。我们详细查看了潘汉年的报告内容以及党中央的指示，这一工作历时三个月。最终，在1955年7月29日，李克农代表团队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
首先，中央层面多次发布指令，强调深入敌伪组织，并借助汉奸、特务等力量开展情报工作。
其次，潘某借助袁殊、胡均鹤、李士群之力，以及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的协助，均有正式的书面报告记录在案。
第三，潘汉年贡献了大量具有决策价值的情报，因而赢得了中央的高度赞誉。
第四，该组织的机密信息始终未曾外泄，直至上海宣告解放。
五是潘所维系的关键联系，当时（1955年）依然扮演着极富保密性的现实角色。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引导下，这份基于事实、严谨求实的报告，并未得到中央的充分关注，更未采纳其中关于“慎重对待潘汉年问题”的结论。反倒是潘汉年案件逐步升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那些长期禁锢人们精神世界的极左思想得以拨乱反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全面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弘扬。
昔日的战友，与潘汉年同生死、共战斗，他们对潘汉年案件早已心存疑窦。如今，随着岁月的流转，他们终于获得了表达心声的机会。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战友情谊的深厚情感，他们纷纷向中央反映实情，强烈要求对潘汉年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最早挺身而出为潘汉年伸张正义，并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正是陈云。
陈云与潘汉年虽交往不多，然而在中央特科那段岁月，潘汉年作为陈云的得力助手，二人曾并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奋战；自长征路途至抵达莫斯科，他们携手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付的诸多特殊使命。
陈云深切意识到，在党的中央领导层中，与他曾共事、并肩作战的潘汉年同志的战友，如今仅剩他一人健在。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情，陈云都坚信有必要对潘汉年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与澄清。
1978年冬日，三中全会圆满落幕之际，陈云即召见刘晓，委以重任，请这位历经党的地下斗争岁月的“老上海”，搜集潘汉年的相关资料，旨在彻底查明潘汉年的问题。
1979年十月，陈云因健康问题入院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前夕，他特意留下便条，致信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表达了对重新审视潘汉年案件的深切期望。
在此期间，陈云陆续与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等众多同志进行了交流。与此同时，廖承志等同志亦积极为潘案的平反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1980年11月3日，在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展开讨论之际，廖承志在发言中指出：
假如潘汉年果真是隐藏在党内的间谍，那么他在香港秘密活动多年，与当地党组织及多个情报站点保持联系，为何这些组织和据点未曾遭受破坏？
廖郑重建议重审潘汉年案。
1981年3月1日，陈云针对潘汉年案件的复核事宜，再度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以及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发出信函。在信中，他再次强调了关于复查潘汉年案件所持的观点。
信中提及，鉴于搜集到的公安部及潘汉年同案人的相关材料中，均未发现潘汉年叛逃的实证材料。鉴此，他再次恳请中央对潘汉年案件进行彻底复查。若中央予以批准，此事可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处理。
党中央采纳了陈云、廖承志等同志的建议，并于1981年3月指派中纪委对潘汉年案件进行复查。
在中纪委与公检法等部门的紧密协作中，全面复核了潘案的相关资料，深入研读了众多历史档案，并广泛搜集了丰富的人证和物证。尤为关键的是，20年前李克农就潘汉年案件所撰写的报告，成为了复查和平反工作的重要线索和强有力的证据。
历经十五个月的辛勤耕耘，我们终于凭借确凿的证据得以证实：
将潘汉年定性为“内奸”、“特务”、“反革命”的论断实属无稽之谈，理应予以驳斥与否认。
因此，才得以诞生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正式宣布潘汉年无罪，并撤销了1963年作出的原判。
随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的骨灰迁至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
为确保妥善护送潘汉年与董慧的骨灰，上海市委遵循中央组织部的指示，特地派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王子阳，以及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以及潘汉年的亲属——其胞弟、胞妹、侄子等，专程前往长沙。他们与湖南省委携手，首先将安放在金盆岭公墓的潘汉年骨灰坛启封，并移入骨灰盒中，随后送往湖南省陵园大厅。与此同时，他们亦将安置于洣江茶场的董慧骨灰盒运送至此，与潘汉年的骨灰盒并排安置。
1983年4月14日，恰逢潘汉年同志逝世六周年之际。当天上午，上海方面派遣的特使将潘汉年与董慧的骨灰安放于事先准备好的火车专列车厢中，小心翼翼地护送至北京。
1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以及潘汉年夫妇的亲朋好友，齐聚北京车站，隆重迎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在车站的贵宾室内，他们举行了覆盖党旗的庄严仪式。随后，骨灰被送往八宝山公墓安置。潘汉年的骨灰盒安置于副一室西88号，而董慧的骨灰盒则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一心向党矢志不渝，竟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终得洗雪沉冤，真相大白，忠魂永世流芳，英名万古长存。”
愿潘汉年、董慧九泉含笑安息！
“零落成尘香犹在。”
潘汉年、董慧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