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因疾病不幸离世。毛主席当时正主持政治局会议，听闻这一悲痛消息后，立刻与在场的与会人员一同起立，表达哀悼之情。19日，毛主席亲自出席了罗帅的遗体告别仪式。为了缅怀这位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我党卓越的军事家，毛主席还特地创作了一首诗篇以示哀思。
诗中那句“战锦方为大问题”，在后续的众多作品和史料研究中，被广泛解读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批判与对罗荣桓元帅在锦州战役中敢于与林彪抗争、坚决贯彻中央正确路线的赞扬。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此句一度被用作林彪反党反革命的历史铁证。为此，笔者广泛查阅了党史资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阵中日记》、军委与东野的往来电报，并阅读了大量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高级将领关于锦州战役的回忆录。结合毛主席赋诗时的时代背景，我认为一贯气魄宏伟、格局开阔的主席在诗中提到的“战锦方为大问题”，所指的并非锦州战役本身的问题。
电报签发过程
1948年10月7日至15日，锦州战役迅速落幕，仅耗时31小时便攻克了锦州城。此役成功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对长春、沈阳的国军形成了包围态势。然而，在进攻锦州前，如何选择先攻取哪座城市，东野与军委经过数十封电报的激烈讨论。军委原本意图南下，占领锦州、榆树、唐山等地，以缓解华北和华东战场的压力。林罗刘首长考虑到东北战场的实际情况，曾数度权衡，一度倾向于先攻长春。在5月27日一纵、六纵尝试攻城未果后，军委尊重东野意见，决定先围困长春，再南下北宁线作战。自此，东野由运动战转向城市攻坚战，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林总的“四组一队”、“四快一慢”战术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
9月27日夜晚，林司令部机关乘坐专列，从双城悄然启程，向南秘密行进。至10月2日，列车抵达彰武，林司令部得知蒋介石已抵达沈阳，并已组建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与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共计11个师的兵力，计划东西夹击，驰援锦州，尤其是新五军已开始行动。面对这一突发且重大的敌情变化，林司令对罗、刘二人说道：“原本准备了一桌佳肴，却迎来了两桌宾客”。经过深思熟虑，林司令于当晚十时向军委发出了电报。电文的主要内容是：部队已开始南下，敌情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春经过三个月的围困，敌军士气低落，粮食弹药皆告匮乏，现面临抉择：是继续南下进攻锦州，还是北返攻打长春？特此请军委予以指示。
必须强调的是，所言之电报林并非如后世所言，是在罗与刘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发的。根据林当时的秘书谭云鹤的回忆，所有以林、罗、刘名义发出的电报，均由林亲自口授，秘书负责记录，并在结尾加上一句：“送罗、刘审核，署上林、罗、刘。”林核对无误后，再将电文送交罗、刘首长审阅。若罗、刘对电文内容有所修改，则必须经过林的审定，方可正式发出。林本人并不亲自起草电文，罗、刘首长对这份电文也是经过圈阅并同意发出的。
次日清晨，10月3日的拂晓，林、罗、刘三位首长在连续一个夜晚未曾合眼的情况下，再次集结一堂，深入分析当前的战局。罗荣桓提出了维持原定攻锦计划的建议，而刘亚楼也对此表示了赞同。林首长原本想要追回昨晚发出的电报，但那封编号为4A的电报早已发出。罗荣桓建议不必等待军委的回复，应立即重新发送电文，以表明攻锦的决心毫不动摇。这封电报于上午九时发出，然而，不知何故，主席直至当天深夜才看到了这份电报。
主席于3日午后接获林罗刘于深夜所发之电报，顿时怒不可遏。随即在17时和19时分别发布电文，质问野司为何擅自更改作战决策，并严令其坚决执行攻锦计划，不得有丝毫变动。
当夜深人静之时，主席在接到东野的第二封电报后，情绪由愤怒转为喜悦，随即于翌日凌晨六点予以回电。
林罗刘致东北局。
三日九时电悉。
攻锦州，决心佳。
你们决定动用四纵队和十一纵队全体，以及热河独立师的力量，共同应对锦西与葫芦岛之敌，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
在此之前，我们与贵方所存之分歧已悉数化解。期待贵方能依据3日9时电报中的指示，勇敢地展开行动，坚定地执行策略，力求率先攻克锦州，继之再战锦西。
这种对作战决心的转变，亦在东总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中有所记录：
10月1日的目标明确：北宁线上的首阶段任务已告捷，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计划是攻占锦州，剿灭该地的敌军，同时做好迎击沈阳西援敌军及长春突围敌军的准备。
10月2日记载：
一、当前正审慎规划后续战略部署，主要考虑两个方向：一是攻打锦州，二是进攻长春。原本计划首先攻克锦州，然而，随着新五军对葫芦岛的增援，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相较之下，长春经过三个月的围困，攻取的可能性较大。然而，部队往返于两地之间颇为不易，加之时间的延误，这一战略计划亦显得愈发紧迫。
二、请中央指示下一步意见。
本文揭示了东总在发动锦州战役前作战决心的演变过程。主席一向秉持着充分吸纳下级指挥员的意见、推崇军事民主的原则。在10月17日锦州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主席更是亲自起草了贺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胜利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故而，在十数年后悼念罗帅的诗词中，人们仍旧对是否电报指示攻打锦州抑或长春之事耿耿于怀。此事既非主席的胸襟所能容，亦与历史事实不符。
“战锦”即旗帜。
要深刻领悟诗词的内涵，我们务必深入了解作者创作时的历史背景。
1963年，林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以及国防部长，与主席的关系尤为亲密，一同出席了23日罗帅的追悼大会。基于此，主席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不可能对林进行贬低。追溯至1948年，在主席公开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之前，林曾特意写信请求不要提及他的名字，以避免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主席对这一细节印象深刻，因此在诗词创作中绝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长征非难时”乃前句，“战锦州非小节”，末尾则是“国家有事谁可询？”由此可见，主席所论及的均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议题，攻取锦州或长春之事，与这些重大议题相比，其重要性尚不及后者。
在1960年的那个年代，斯诺曾向主席提问：您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是何时？主席回忆道，那是在红军长征期间，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关于是南进还是北上的争论时期。这场争论关乎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以及红军战士们的命运，是主席认为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光。
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全面采纳了修正主义路线，将之全面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席所深思与忧虑的，是如何阻止我国步入修正主义的歧途，以及如何保证我们的旗帜和政权始终保持本色。受到苏联的影响，主席逐渐意识到，在我国党政军各个领域，已经潜藏着少数修正主义者。这一点，也成为主席两年后于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石之一。
如何确保国家政权和革命旗帜不变色，坚守马列主义原则，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非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此解读，便与先前的“长征不是难堪日”以及后续的“国有疑难可问谁”形成了紧密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