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
我的母亲浦熙修
袁冬述，李菁记。
浦氏家庭
母亲原名浦媐修，在浦家的族谱中，我们这一代的女儿们在取名时，习惯性地将“女”字旁融入其中——比如三姨的名字叫“安修”，而我母亲的叔伯兄弟姐妹中，也有人取名为“姿修”、“婵修”等。
大姨的“洁修”与母亲的“熙修”，均是后来所改的名号。
大姨与母亲，同根植于江苏嘉定，这片土地如今已被纳入上海的版图。浦家虽为世家，却并非那般一时显赫的豪族。外公浦友梧早年离家求学，于1912年抵达北京，并在北洋政府交通部担任会计科员。当时母亲年仅七岁，外婆便带着她与妹妹一同北上，投奔外公。自此，他们在北京迎来了三姨安修和舅舅通修的诞生。
部分外公深受重男轻女观念的束缚，总认为外婆对女儿过于溺爱，且频繁质疑女儿读书的无用性；外婆多次因女儿的学费问题与外公发生争执。然而，这位坚韧的母亲，在完成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年级的学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辍学。
为了维持生计，她毅然投身于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美术课程，并采取半工半读的模式完成了学业。1929年的夏日，眼见高中时代的同窗们纷纷踏入大学的校门，她心中不禁涌动着羡慕之情。带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她勇敢地尝试报考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竟然意外地通过了选拔。
母亲自幼聪颖过人，曾涉猎数学、美术与音乐，精通琴艺、绘事，书法亦颇具功力。外公的简历常常由她代笔，即便外公向来偏袒男性，亦对母亲的智慧不吝赞赏。世人皆知晓母亲是一位杰出的女记者，却鲜有人知她在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你母亲书法绘画技艺了得！
浦家四兄弟合影
浦家三姐妹皆享誉一时。1950年代的“两会”期间，我的母亲被选为政协委员，大姨和三姨分别成为人大代表。有人不禁疑惑，名单上为何会出现多个“浦修”的名字？浦洁修，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后赴德国继续深造；三姨浦安修，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随后前往延安深造；我的舅舅浦通修在“文革”后曾担任高教部副部长。实际上，他们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都是凭借个人努力取得的成就。三位姐妹都选择了师范教育，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家庭的经济并不富裕。
外婆早早地离我们而去，外公也提前踏上了前往南京的征程，而大姨则远赴德国追求深造。因此，抚养当时年仅11岁的三姨和9岁的舅舅的重担，便落在了母亲的坚强肩膀上。母亲与三姨安修之间，年龄相差八岁，却拥有着深厚的姐妹情谊，曾一同在一张床上度过十四个春秋。在晚年，三姨对我感慨万分：“记得你娘出嫁的那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那个年代，三姨便成为了众多前往延安的青年学子中的一员。1938年，她在延安与彭德怀喜结良缘，这一喜讯是家人才逐渐了解到的。我模糊地记得，小时候曾听长辈们提起此事，他们无不为之惊叹，未曾想到我那三妹竟然与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将领结为连理。
美女记者
在求学期间，我的母亲邂逅了袁子英先生，并在1932年与他喜结连理。袁先生早年服务于中学教育界，随后转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经理一职。神州国光社与陈铭枢将军的十九路军有着深厚渊源，遗憾的是，由于其反蒋立场，该社最终遭受查封，父亲因此成了通缉对象，形势所迫，他不得不仓促离乡背井，最终抵达南京。1936年春天，当时身为私立学校国文教师的母亲，携我们姐弟和舅舅一同迁徙至南京。
在幼年时期那段充满艰辛的生活中，母亲磨砺出了坚韧不拔、独立自主的品格。她从未满足于仅仅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坚决拒绝在经济上对父亲有所依赖。1936年，母亲毅然应征于一家地产公司，成为了一名女职员。尽管该公司惯例不接纳已婚女性，然而，正是凭借她出色的应试文章，公司破例将她推荐至《新民报》工作。
母亲起初在发行部门履职，之后转任广告科。某次，因报社人手紧张，她意外被派去临时支援。她所撰写的稿件深得报社社长陈铭德的青睐，由此，她得以调入采访部，成为了一名记者，而且成为了《新民报》历史上首位女性记者。
“记者”这个职业，对母亲来说，犹如一盏指引人生航程的灯塔。她笔锋犀利，文风流畅，勇于直面社会问题，她的诸多作品至今仍广受好评。往昔，浦熙修、彭子冈、戈扬和杨刚，这四位杰出的女性记者，凭借在新闻领域的卓越成就，被业界亲切地尊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媛”。
1941年，母亲历经重重困难，成功突破当局新闻审查机构的重重封锁，撰写了《洋狗坐飞机》一文，该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然而，到了1943年，她在重庆创作的两篇短新闻——《孔大小姐飞美结婚》与《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却遭到了新闻审查机构的严格禁止刊登，险些导致报社面临停刊的危机。
1945年8月，重庆成为国共两党对话的焦点，双方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重要共识。次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举行，这一关乎国家未来与命运的关键会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的母亲，凭借其记者的锐利洞察力，决意对38位政协代表逐一进行深度访谈，并在会议召开前夕，每日一篇，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连续刊发。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以及众多知名民主人士中的杰出人物，诸如孙科、陈立夫、陈布雷、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傅斯年、张澜、沈钧儒等，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不同见解和立场，都被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来。这一行动，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也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佳话。
1946年6月的某个黎明，身负伤痕的母亲历经艰辛，终于被抬回了家中。就在前一天，马叙伦等十位请愿代表历经跋涉，从上海抵达南京，他们的使命是迫切呼吁结束内战，争取和平之光。然而，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不幸遭遇了特务的残忍殴打，持续时间长达五个多小时。前来采访的母亲亦未能幸免于难，她多次尝试突围，却始终未能成功，反遭连续打击。即便在身受重伤之际，她仍坚毅地趴在雷洁琼女士的身畔，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为她筑起一道防线，却也因此再次遭受毒打。我亲眼目睹她的旗袍被撕裂，血迹斑斑，后背一侧从上至下淤血青紫，头发也变得稀疏不堪。她只能艰难地侧卧于床，行动几乎瘫痪。
往昔，前来探望的客人络绎不绝。鉴于妈妈随身携带的物品遭特务一扫而空，新闻界的同仁们慷慨解囊，赠送了钢笔、手表等物品。时至今日，我仍珍藏着其中一块精致的小手表。
在重庆逗留期间，“浦熙修的家”在新闻界内享有盛誉，被誉为知名的沙龙。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宾客络绎不绝，日夜不息地热议时事，交流新闻。那时，周恩来同志也常通过电话与母亲商讨如何发布对中共有利的新闻。我也曾接听过一位自称“大胡子伯伯”的周恩来同志打来的电话，与他母亲进行了交谈。
曾执掌原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职位的李荆荪，于1970年因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而在台湾被捕。在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后，平日交往稀疏的李荆荪无奈之下只得“供出”其在重庆与南京时期的所谓“上级”。令人震惊的是，台湾当局竟将非共产党员的浦熙修视为李荆荪的“上级”，最终判处李荆荪无期徒刑。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母亲在国民党内部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母亲的情感世界
在那年的秋冬之交，我偶然在母亲抽屉中瞥见了她和父亲离婚的公告，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早已分道扬镳。
袁子英先生，我父亲，祖籍湖北，曾在北京的知名学府——中法大学就读。在往日的时光里，他与石评梅等同仁共同创办了杂志，彼此的交情深厚。父亲文笔出众，昔日常为母亲修改文章。然而，在我幼年时期，我却觉得他的作品多半描绘了风花雪月的景象，透露出一股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事实上，父亲心中亦深藏民主的信念。据母亲一位老友、董必武的秘书鲁明叔叔所言，在解放前夜，父亲亦对共产党倾注了无数心血。然而，他与母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或许父亲更愿母亲成为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而母亲深受时代风潮的熏陶，渴望独立自主，不屑于依赖他人而生活。她引以为豪的，是她17岁时便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立，即便是婚后，我们学费也多由她承担，除非万不得已，才会向父亲求助。他们的社交圈子亦大相径庭，父亲不愿涉足政治，更倾向于过一种宁静的生活。相比之下，母亲则显得更为激进。
在1955年所著的自传中，母亲深情地回忆起，她在重庆的时光里，与父亲便出现了分歧。关于这场分歧的细节与过程，我并不了解。但记忆中，1944年的那个夏日，一支由中外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前往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母亲作为唯一受邀的女性记者，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亲自前往报社进行阻挠，种种原因使得母亲最终未能成行。我仍清晰地记得，为此事，他们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一部备受瞩目的著作中曾提及：“……罗隆基与史良之间的情感纠葛，虽被众人默许，却无人预料到浦熙修的出现……史大姐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果断地结束了这段感情。”至于史良与罗隆基之间的过往，暂且搁置不论。1939年，重庆遭受日本空袭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家搬迁至位于上清寺枣子南垭的犹庄，投奔了史良阿姨。史良阿姨所居之宅院，拥有一座独立的小花园，我们一家便住在这院落的一隅，底层，与史良阿姨家的入口相异。那时，史良阿姨已与陆叔叔喜结连理。
随后，我特地请民盟中央一位资历深厚的长者帮忙查阅相关档案，他透露，史良女士的婚姻大约发生在1937年前后。通过翻阅母亲的档案资料，我发现她加入民盟的推荐人正是史良与罗隆基两位先生。据此推论，史良女士应该是先向母亲介绍了罗隆基。因此，我认为关于史良与罗隆基因母亲而分手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
史良阿姨昔日的声望极高，即便是我这样的幼童，也有所听闻。她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律师，传说中每逢庭审，她总能取得胜利。更有传言称，在上庭之前，她会虔诚地烧香祭拜。初见她时，她已步入中年，体态略显丰腴。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她那流利至极的上海话，薄薄的嘴唇透露出一股非凡的气质。人们常说，薄唇之人往往口才出众。
罗隆基
母亲与罗隆基的友谊，源起于南京的那片土地。在1946年岁末，周恩来率领下的中共代表团告别南京梅园新村，母亲的内心充满了依依不舍。直至1947年3月，董必武的离别更是让她泪眼朦胧。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倾诉之所，她的心情愈发沉重，于是她频繁造访迁至梅园新村的民盟，那里成为了她寻求新闻的避风港。与此同时，母亲深感作为一名记者，未能精通英语是一大遗憾，于是她向罗隆基寻求援助，学习英语。罗隆基，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见解独到。
自父母离异，解放初期，父亲再度组建家庭，并最终在上海安家落户。在解放的前夜，当众人纷纷迁徙至台湾之际，他凭借“资源委员会华东矿务局副局长”的虚职身份，得以滞留。然而，不幸的是，在1969年的岁末，他不幸遭受了迫害，最终离开了人世。
初到北京，我有幸遇到了三姨，她力劝母亲割舍与罗隆基的交往，将其称为“资产阶级政客”。周围的亲戚和朋友也对罗隆基的品行多有非议。即便是在他周围的人，也不乏对他言谈中提及身边女性众多的说法。或许是这些传闻的影响，我对罗隆基并没有产生好感。最初，母亲带着我和弟妹居住在北京饭店，每逢周末，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舞会。有一次，罗隆基身着白色西装前来邀请我共舞，我却选择了转身离开，那时的我尚不满十六岁。
后来我才了解到罗隆基曾历经两段婚姻。我深信，他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是真挚且深厚的。过去，母亲从未在我和弟弟面前提及她与罗隆基的过往。直到我参军之后，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首次提及这段旧事。信中，母亲提及，在解放的前夜，他们本打算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当时局势紧张，罗隆基不幸患上了肺炎，婚礼因此推迟。尽管双方都已不再有结婚的念头，但鉴于多年的感情，她觉得以朋友的身份继续交往更为恰当。
自1949年始，母亲便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安家，该处坐落于灯市口的朝阳胡同。每逢周末，我和弟弟便会返回家中，与之相伴的是罗隆基，他住在胡同的对面。早年与母亲共事的谢蔚明先生曾撰文反驳，明确指出罗隆基与浦某“同居十年”的说法纯属毫无根据的传闻。
狂澜中的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母亲的喜悦之情便如春水般溢满心间。回首那段岁月，她宛如置身于和煦的阳光之中，对新社会充满无限憧憬。然而，不久之后，她便在政治的海洋中感受到了一丝迷茫。那些曾与她情同手足的党员朋友逐渐疏远，而在工作岗位上，她凭借撰写独家新闻而享有盛誉，但新规定的出台——要求重大新闻必须使用新华社的通稿——让她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
1957年夏日的一个午后，我身为北航四年级学生，一位同窗突然将我唤至桌前，将一份《中国青年报》随意摊开在我面前。报纸上赫然刊登着“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报道以及母亲遭受批斗的影像，我心中猛地一震，然而，最初的直觉却是这恐怕是个误会。在解放前，我的母亲遭受了特务的残暴虐待，甚至被关押入狱，一度命悬一线。这样的遭遇，又怎会让她成为反党分子呢？！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知晓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乃毛泽东亲笔之作，文中提到了我的母亲浦熙修。但至今我仍不清楚为何她的名字会被提及。记得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曾接见我的母亲，对她赞誉有加，称她为“坐过班房的记者”；1957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时，也亲自表扬了母亲所在的《文汇报》；周恩来在重庆时期便将她视为“我们的亲戚”。那么，为何在1957年短短几个月内，她便从受人尊敬的记者变成了“章罗联盟”中的“能干女将”？
在反右运动启动前的那段时期，此类会议被冠以“提意见会”之名，随后更名为“鸣放”。我的母亲作为政协委员，曾前往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因身处异地，她很少有机会阅读当地的报纸。当她返回北京后，仍旧专注于撰写调查报告，对于时局的真相仍感迷茫。与此同时，罗隆基于5月22日受邀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他对“肃反”等运动的错误与偏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举动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紧接着的6月3日，他乘坐飞机前往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参加一项会议。然而，形势迅速恶化，民盟开始对罗隆基进行批判。21日，罗隆基归国后，在昆明给母亲拨通了电话，询问时局的发展。母亲告诉他，只需进行一番自我批评即可，她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政治判断上显得过于稚嫩。
短暂之间，母亲便不得不每日承受多场批斗会的煎熬，被迫交代她与罗隆基及所谓的“民盟右派系统”之间的联络。那时，《大公报》的高集受邓拓之委托，在《文汇报》策划了对“右派”运动的反击；而在家中，母亲同样承受着沉重的压力。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民建的亲戚在我家几乎是以责备的口吻，逼迫母亲搜寻昔日的信件和日记——她事后透露，那是因为高层领导的指示而不得不执行这项任务。
我对于母亲的某些态度也曾有所失当，每当大姨有搜寻物品的请求，我总是毫不犹豫地照做。因此，后来所谓的“交出”罗隆基的情书等材料，并非母亲主动呈现，而是在包括我在内的周围人一致的压力下，才逐渐形成的。尽管如此，我们当时却坚信，自己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正协助母亲修正她的“失误”。
在这场突发的政治动荡面前，母亲毫无防备，情绪一度跌入谷底，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她的朋友们都称赞她是一位美丽、纯真且心地善良的女性，她从未涉足过深奥的政治领域。我并不打算为母亲的行为进行任何辩解。然而，母亲只是那个时代众多身处白色区域、怀抱爱国、抗日、反蒋、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她被党的民主与进步理念所吸引，从最初的同情逐渐转变为坚定的支持，直至深信不疑。在此之前，她未曾亲身经历过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因此，当罗隆基成为她所信赖的党组织对立的一方，面对抉择时，她只能，也“不得不”选择站在另一方。
在众人的所谓“协助”之下，母亲多次执笔撰写检讨与交代，真心实意地遵从党的指导进行自我批判，并对罗隆基的错误进行了“揭露”。这些检讨与揭露的文稿，也是在周围人所谓“提升高度”的赞同下得以呈递。或许在母亲心中，另有打算：她深感自己遭受误解，为了洗清嫌疑，她不惜将所有，包括最为私密的事迹，公之于众，以期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这样的举动却使她的境遇每况愈下，愈发深陷于政治的泥沼之中。
1965年的岁末，我正在北航的教研室内，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声音中夹杂着哽咽，告诉我她不幸患上了直肠癌。第二年，家庭的情况愈发严峻，八月份，家中遭到了红卫兵的抄家，大量珍贵的书画作品因此散失。居住在远方亲戚大姨家的外祖父，因抄家之事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最终不幸离世；三姨安修也未能幸免，遭受了批斗的磨难，偶尔会来母亲处洗浴。母亲目睹了她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这对命运多舛的姐妹，就这样被卷入了政治的风暴中，无力自保。
不久，母亲不幸遭遇直肠癌的再度侵袭。病情日益严重，她不得不频繁入院治疗，然而，因背负着“大右派”的恶名，她屡遭医院的无情驱赶。1970年4月23日，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病房人满为患，我们无奈之下无法将她送入病房，她只能被迫在走廊接受氧疗，进行紧急抢救。当时我身在干校，弟弟则远在外地出差。母亲带着无尽的委屈与迷茫，在这喧闹嘈杂的医院走廊里，孤独而又凄凉地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路程。而罗隆基先生则在1965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孤独地在自家宅邸离世。
母与罗隆基，皆时代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