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抗大授课
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和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林彪的地位显而易见，他的批评无疑对军队执行力造成损害。对此，毛泽东虽感不满，却并未太过在意，只是斥责道：“你还是个孩子，不懂这些。”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持宽容态度，甚至对他这位既热衷于征战、又善于谋略、却略显腼腆的青年颇为赏识。然而，在关乎原则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未姑息迁就林彪，该批评之处决不姑息，该采取组织措施时也毫不犹豫。
红军抵达陕北后，接连发生的两起事件促使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对林彪的职务进行了调整，将他自主力军团的前线位置调离，委以重任，担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校长一职。
是巩固陕北，还是迅速拓展新根据地？当时陕北周边环境是：北面是险峻的山脉和广阔的沙漠，西面有陈诚部署的三个军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待机，东面则是黄河天险。若向外发展，唯有向南，但这将面临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冲突，不仅会破坏现有的稳定，还可能引诱蒋介石的中央军介入。因此，毛泽东主张先集中精力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然而，林彪对此持不同意见。尽管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陕北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如同“兰花花”般凄凉、落后。面对寒风中的破窑洞和荒漠中的黄色尘土，林彪感到心灰意冷。在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前夕，林彪致信毛泽东，认为开辟陕南比巩固陕北更有价值和意义，他请求毛泽东允许他率部南下陕南游击，并提议将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全部调出，由他率领。实际上，林彪此时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了动摇。
林彪心中藏有自己独特的“小算盘”。尽管林彪在外人看来显得腼腆，实则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豪。然而，在毛泽东的面前，他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彰显出这份骄傲。林彪常常自嘲地说：“我时而似虎，时而如狐。”他深刻认识到，在毛泽东的身旁，他永远只能是一只机敏的狐狸。因此，他渴望有一天能够独自闯荡江湖，成为那啸傲山林、群兽之首的王者。
毛泽东指挥东征剧照
林彪的动作再次显得摇摆不定。毛泽东目光锐利，洞悉一切，一眼便看穿了林彪的内心所思。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共同签署电报，致彭德怀及林彪，明确指出：“面对日军侵占华北的严峻形势，陕南的游击战不能被过分拔高，其重要性实际上不及陕北等地的游击战。更不能将游击战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主力红军的地步（例如提议红军的主要干部投身游击战），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林彪在某些问题上与我们存在分歧。中央认为有必要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当前前线军事压力不大，因此仍期望林彪能来中央一行，这对于林彪本人也是有益的。”
根据这份电报内容，毛泽东显然已不再将林的见解视为单纯的“孩童之见”，而是认识到其思想已需受到严肃的批评与引导。因此，他决定让林彪“暂留中央一段时间”，旨在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指导。
然而，林彪却执意“不转弯”，竟然向中央发出电报，声称：“我仍期待中央批准我进行游击战。”这等于是对毛泽东的直接挑战。幸而毛泽东胸怀宽广，并未对此加以理会。随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林彪的族兄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返回国内。他携带着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肯定与支持，进一步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林彪也逐渐放下了个人成见。
继而，另一起事件的发生，揭示了林彪视野的狭隘以及内在底蕴的匮乏，激怒了毛泽东。
1936年二月，为贯彻“打通抗日战线”和“巩固、拓展现有苏区”的战略目标，依照瓦窑堡会议的指导精神，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一方面军（包括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发起“东征”行动。渡河成功后，毛泽东部署红十五军团在外围实施佯攻，以掩护红一军团深入山西腹地。
红一军团的作战区域横跨汾河流域。在这片黄土高坡之上，水资源尤为珍贵，宛如黄金。因此，这里人口众多，经济繁荣，自古以来便是山西的乐土，商贾和富豪云集。若要开展“打土豪”的行动，此地无疑是首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土豪”们有个习性，他们不信任纸币，也忌讳显露财富，于是将金银财宝深埋地下，而非存于钱庄之中。红一军团的战士们迅速掌握了敲击地面、倾听声响以判断窖藏位置的方法，从而缴获了大量财宝和物资。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的扩红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下子吸纳了五千名新战士。因此，林彪及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都欣喜若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欢呼声此起彼伏。
今日宝塔山
然而，正当红一军团在享受丰硕战果之际，十五军团却正身处困境，艰难地在贫瘠的北部山区辗转。他们不仅无法筹集资金，扩充兵力，更需主动出击，死死咬住晋军主力，防止其南撤，从而为红一军团的活动提供掩护。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十五军团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地扮演着“配角”的角色，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显而易见，红一军团的荣誉簿中亦包含了红15军团的一份。毛泽东遂发电报至林彪，恳请红一军团抽调部分兵力以支援兵力捉襟见肘的15军团。然而，向林彪索要兵员，无异于割肉之痛，他竟将电报掷于地上，愤然道：“区区几个兵罢了！”红一军团的干部与战士们对此事自然“支持”林彪的立场。在收到红一军团请求“免予调拨”的电报后，毛泽东虽无计可施，但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态度显然颇有微词。
“你是个厚道人”，这便是其中的一个依据。
显而易见，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林彪进行一番批评与教育，以期助其提升与进步。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我党中央深刻剖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脉络，并就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展开了深入讨论，最终明确了调整党的策略方针、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自此，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毛泽东同志基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基石，创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6年6月1日，红大在保安县正式揭幕。依照中央的部署，各军团从军团长至连排基层干部，均需在红大接受轮训，以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充分把握有利时机，全面提升红军的军政素质与战略战术水平。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林彪担任校长，刘伯承出任副校长，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被任命为教育长，刘亚楼负责训练部工作，杨至成则担任校务部部长。校长林彪
毛泽东此举，意在将林彪置于身旁，进行悉心“磨练”。他安排林彪担任校长，同时亲自掌管学校的教育事务，旨在使林彪得以近距离接受熏陶，于众多英才汇聚的环境中汲取精华，拓宽视野，借由“教育”他人的过程，亦得以自我提升。这正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1日的电报中，要求林彪来中央短暂逗留的初衷。然而，个性根深蒂固，林彪在战火纷飞中，内心与性格中的阴暗面被其赫赫战功所遮掩。待和平岁月降临，林彪终究走向了歧途，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关爱与培养。
林彪开启“校长”生涯。
